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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的历史，从汉阳铁厂到武昌起义，从城市重建到商业活力，一直像江水一样湍急、热烈；而这座城的底色，却又清澈、明净，不绕弯、不藏灰。

酒和城，恰恰都靠“经历”成型。汾酒之所以清，是因为它从水、粮、曲、火到人心的每一道环节，都必须排除杂质。或许，在武汉，汾酒不需要被解释。人们举杯时，“纯”的味道会留在心里——这是酒的性格，也是城市的性格。

文|吴轶凡

1898年的初夏，武汉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。

张之洞督鄂近十年，汉阳铁厂、兵工厂、织布局次第兴起，芦汉铁路铺展，水电贯通，武汉三镇初现近代都会气象，时人谓之“东方芝加哥”。

彼时的北京，正是戊戌变法前夜,一道谕旨召他进京。码头上蒸汽升腾，城市奔涌向前，张之洞却驻足于街边酿酒槽坊，决意携这江汉烟火气，赴紫禁城的庙堂。

这一笔看似闲散，却在十余年后，与这座城市终结千年帝制的枪声遥相呼应。

1 北酒南下落地生根

随张之洞乘船北上的酒，原本就源自北方。

乾隆年间，河北束鹿人李大有带着自己在山西杏花村学得的汾酒制作技艺，沿着漕运南下汉口。这里地处长江中游与各大水路交汇点，商贾、工匠、船帮密集，槽坊与酒肆毗连，是楚地最具烟火气的商埠之一。而如日中天的晋商，也开始把商业触角延伸至此，建立钱庄、贸易等商业网点的同时，也带来了生活与文化的需求——包括声名赫赫的汾酒。

李大有在汉正街的硚口关圣祠开起槽坊，因酿造用的井水来自汉江，酿出来的酒就叫“汉汾酒”。从此汾酒在武汉落地生根，北方人和本地人争相酿造，酒坊遍布武汉三镇，又以汉口为多，最集中的汉正街也有了“槽坊街”之称。以至于老武汉人之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——“黄州的萝卜，莲花湖的藕，樊口的鱼，汉口的酒。”

▲ 汾酒的酿造以诚心守艺，用时光造味。

1898年的码头上，张之洞的随员中，却有人颇为不屑，觉得这无非是码头苦力们喝的麻木酒罢了。可老辣的湖广总督深知，武汉的烟火气中，未必没有甘醇清冽的滋味。果然，他浅酌后“有如清风拂面，好不痛快”，当即命人采购一批带往北京。最终，汉汾酒的名气传遍京城，光绪帝也下旨成立汉汾酒御用酒坊，亲自定名“天成坊”，寓意“佳酿天成，国富民强”。

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历经动荡，天成坊早已不复存在，只有汉汾酒的酿酒技艺绵延至今——脱胎自山西杏花村的清香，在汉江水土的滋养和江城烟火的浸润之下，成了这座城市生活里天经地义的味道，也成了本地人内心共同的喜好。

▲ 民国时期汉口北直万顺祥汾酒老坊。

这种喜好，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在老武汉们的餐桌上，汾酒似乎扮演着“最大公约数”的角色，清香爽快的底色，无论遇上何种场面，搭配何种食材，都能相得益彰，抚慰人心。甚至在需要促进消费、拉动经济的时刻，武汉市长的选择，便是带头走近地摊美食，吃本地菜，喝红盖“玻汾”。

而年青一代，则有自己的玩法——在武汉湿热难耐的夏日里，一杯冰镇杨梅酒下肚，酸甜适口，顿生凉意，而流传在社交媒体上的调酒秘诀，正是53度青花汾酒。“它干净纯粹，没有杂味，用来泡果酒最合适不过。尤其是搭配本地新鲜杨梅，酒体吸收果香后更添层次感，入口顺滑，微甜不腻。”

“凡是普遍叫好的东西，在于能与更多人分享，同时与更多的人共情。”在武汉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湖北作家刘醒龙觉得，汾酒能在武汉流行几百年，既不以奢侈吓人，也不以浅俗媚人，“就像当年晋侯位列春秋五霸，走的是稳稳当当的风格路线”。而相对武汉这座跨江而生、行业繁杂的城市，这种稳当，显得尤其重要。

九省通衢风风火火的外表之下，藏着一片更加纯粹的精神世界。

2 江湖味道中的一抹“纯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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